2026年8月，在新西兰，一匹马在遭受三天无法缓解的痛苦后被兽医施以安乐死，Rick Weldon的妻子Melissa Weldon在报纸上读到了这个故事。 彼时，她的丈夫已处于自愿停止进食饮水的第80余天，正在用最缓慢、最残酷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。 “令人难以置信，”Melissa后来写道，“人类竟然无法得到像那匹马一样的人道对待。” 01 当“生活家”遇到病痛 72岁的Rick Weldon曾是一个不折不扣的“生活家”。 他热爱户外运动，曾代表新西兰参加国家级的Waka Ama（独木舟）赛事，与妻子Melissa Weldon游历世界。 在朋友印象中，他标志性的熊抱总能让人感到温暖。 即便年过七旬，他依然能轻松跑完12公里。 然而2024年初，他的双腿突然“罢工”。 短短四周内，他从一名长跑健将变成了连走12步都困难的人。 MRI检查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：严重的腰椎管狭窄，加上脊柱侧弯，正在压碎他的神经。 随之而来的是“relentless（持续不断、无情）”的剧痛。 随后半年，Rick接受了四次大型脊柱手术。 12颗螺钉、连接棒和间隔器被植入他的体内，试图重建支撑他身体的骨架。但命运没有眷顾他：内固定物松动、感染接踵而至。 每一次手术解决一个问题，却又制造出新的并发症。 到2024年底，外科医生给出了最后一个选项：移除所有旧的内固定物，让脊柱暴露数天以清除感染，再用20颗新螺钉重建几乎整个背部。 而这一切，成功率只有35%，且术后依然可能伴随长期剧痛。 Rick选择了“不”。 02 不被允许死亡的人 Rick随后咨询了新西兰的安乐死服务机构，却被告知：他不符合条件。 原因只有一个——他的病情不被视为“绝症”。 根据新西兰2019年通过、2021年正式实施的《生命终结选择法案》，申请安乐死者必须满足严苛条件，其中最核心的一项是：“患者须患有绝症，且很可能在六个月内死亡。” 这一“六个月规则”是整个法案合法性基座之一，也是立法时为了安抚反对者、防止滑坡效应而设置的坚固壁垒。 Rick的脊柱正在不可逆地崩塌，他的生活质量归零，止痛药只能短暂掩盖疼痛，但他并不符合“六个月内死亡”的医学判断。 医生无法——也不愿意——给出这样的预后。 “我拥有美好的一生，”Rick在决定绝食前说，“但我不要这样活着。” 他曾考虑前往海外寻求安乐死——瑞士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的一些州都提供更宽松的准入条件。 但数十万纽币的费用，对于一对普通退休夫妇而言如同天文数字。 于是，Rick决定采用唯一一条对他“合法开放”的死亡路径：自愿停止进食饮水（VSED） 。 在医学伦理中，这是患者拥有决策能力的前提下，拒绝一切维持生命治疗（包括食物和水）的正当权利。 按照文献，VSED通常在10至14天内导致死亡。 Rick和Melissa做好了“两周告别”的准备。 03 无奈的选择 2026年3月20日，Rick开始绝食禁水。 他与朋友们一一拥抱道别，其中不乏专程从美国赶来的故交。 他的思维依然敏锐，幽默感不减，甚至看上去比许多中年男子还有精神。 但他身旁随时备着的吗啡药瓶提醒着所有人——他的身体正在承受常人无法想象的痛楚。 16天过去了，Rick没有死。 20天、30天、50天——他依然清醒地活着。 VSED患者常常还是会摄入极少量水分（比如润湿嘴唇、吞咽极少量水来缓解口渴），这足以让身体多撑很久，但又远不足以维持正常生理功能。 Melissa每天早晨醒来问自己：“是今天吗？”但每一个夜晚，答案都是“不”。 “我们预料到会很难，”Melissa回忆，“但我们没预料到痛苦的强度——不仅是身体上的，还有精神、情感和灵性上的。他每天都在问：‘为什么我还在这里？’” 随着时间推移，Rick的身体机能全面崩溃：失禁、幻觉、呼吸道分泌物增多、口腔灼痛、极度焦虑和躁动。 他曾多次试图用枕头闷死自己——一个热爱生命的人，在绝望中尝试亲手终结自己的痛苦。 04 “饿死自己”没那么简单 Rick和Melissa以为，VSED是法律允许的、医学伦理认可的权利，那么医疗系统自然应该提供相应的临终照护。 但他们错了。 医院记录显示，Rick多次入院，但每次出院摘要都注明：他不符合接受公共资助姑息治疗的条件，因为他没有“绝症诊断”。 在没有“绝症”标签的情况下，Rick在系统眼中不是在“临终”，而是一个“自愿放弃治疗”的复杂病人 。 临床团队不断调整他的药物（美沙酮、阿米替林、大麻二酚等），安排地区护士上门，但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照护方案。 “不同的人似乎对‘下一步该做什么’有着不同的理解，”Melissa说。有的医生建议她请病假陪伴Rick，有的建议将Rick送入养老机构，有的则反复讨论新药组合。 但没有人能回答那个根本的问题：一个合法选择停止进食饮水以加速死亡的人，究竟应如何被照护？ 更令M